建国以来的第一个30年，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孤儿”，“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为一体，是财政的“出纳”，中国当时几乎无市场意义上真正的“金融”，自然也无从谈起金融战略。
　　下一个30年，由中国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将显著不同于过去的30年，中国要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不可以“闭门”发展自己，而是必须事先要有系统思考与战略谋略。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事务协调由G7转变为G20机制的时代，意味着正是中国必须确立战略利益的重要时期。
　　所谓“战略”，是在把握与洞察当前发展趋势与环境的基础上，对未来行动的一种选择。简言之，是目标与策略的集合。
　　现在，率先需要清楚的是在“选择”之前，“未来”是什么？金融依附于、服务于经济，要回答“未来”是什么，首先回答未来经济的明显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对未来中国金融意味着什么？
　　
　　四大机遇和四大挑战
　　
　　多数学者都承认，中国未来经济仍能保持相对较高速度的稳定增长，但对增长机遇的分析，仍有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存在以下四个主要的机遇：
　　一是高储蓄率。从人口平均年龄看，我国正从20世纪80年代的28岁逐步提高到2050年的46岁左右，该年龄段正处于收入――储蓄较高的时期。因此中国整体储蓄率仍处于相对高峰阶段。
　　二是工业化，城镇化。我国的重化工业过程尚未最终完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发展空间更是甚大；城镇化率仍低于东南亚平均水平，仅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水平。
　　三是全球化。目前，主导世界经济周期的主要发达国家仍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享受者和推动者，加上一批正在崛起的新生市场国家同样是这轮全球化利益的享受者和推动者，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仍可维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对于目前正积极投身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来说，正是谋发展的大好机遇。
　　四是体制改革的空间。30年的改革“奇迹”。制度、体制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TEP)上的明显提高。今后政府管理职能、财税及金融等方面改革压力和空间仍然巨大，制度与体制的深入改革，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
　　同样，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保持相对较高速度的增长，也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关键性的挑战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人口老龄化。过去30年经济奇迹的取得，与我国的人口结构相对较年轻有相当大的关系。目前该优势正出现消退势头。未来会构成增长的约束与潜在的负担。而且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之快，跳过了西方国家曾经历的建立庞大中产阶层的漫长过程，带来了西方不曾遇到过的挑战。
　　二是资源，环境制约。此问题的严重性已无需更多的阐述与数据例证。
　　三是经济结构的失衡。也是人们常说的中国经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好此问题，将涉及中国发展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特别是在国民经济从过去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相对次高速增长的阶段中，集中表现为艰难的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
　　四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从历史趋势看，趋于国势式微的美国，为继续保持过去的荣光与地位，肯定会以更大的力量，运用美元的特殊地位，维护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美元政策意图，必将引起美元主导地位衰落后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更加不稳定、大国货币汇率更趋动荡的不确定性，全球化趋势噪音增多、贸易投资摩擦加大，这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稳定发展，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对金融影响深远
　　
　　从机遇看，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高增长的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仍是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及中国改革的“制度红利”(不过人口红利因素在减弱)。高储蓄率又为未来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基础。这一切，既给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又要求现实的中国金融，必须加快推进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以进一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一句话，要求中国金融应尽快全球化。
　　从挑战看，作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巨大体能的进一步发展，渴望资源、原材料，渴望全球市场，从而渴望最大限度地减弱资源、原材料对未来增长的约束；随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养老资金的逐步积聚，在下一轮经济趋于次高速的增长下，未来全球第一的庞大的中产阶层巨大的养老金和金融资产，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高投资利益；同时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需要金融的进一步催化等等。这一切，同样迫切要求加快发展新型金融机制，加快金融全球化进程，以提高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效率。
　　同时，不稳定的世界金融秩序，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对已是巨大经济体，同时资本账户又未彻底开放、本国货币还不为世界所接受的中国而言，想经济全球化，又必须时刻防范金融全球化中的风险传递。陷于外部负面效应与正面效应同存、且有时前者大于后者的窘境，特别是随着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展，随之而来的负面“反作用力”可能会更大。
　　这意味着，面对外部并不稳定的环境，只要在本国金融体系未充分发展和完善之前，金融的全球化绝对不能操之过急，仍需要保持必要的“风险隔离”和“减震”装置。
　　
　　充分的市场化　有限的全球化
　　
　　在未来个历史时期内，或者说在到2020年前后的战略过渡期内，作为金融的总体战略方向，只能选择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
　　所谓“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指面对稳定增长的挑战，中国金融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从市场准入、资金价格、微观治理到金融运行，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资源要素配置。
　　所谓“涉外金融的有限全球化”，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一国货币国际化等核心问题上，未必能一步到位，按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或主导的制度运行。如果过快打开“金融国门”，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不仅在方向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今天的中国经济以市场为导向，雄心迈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崛起“国运”正旺、美国经济以这轮危机为标志，开始出现衰落之征兆、同时美国不管从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技术与金融等方面看，又仍处于绝对大国地位的时期。因此，面对不同的时代特征，决定了要制定一个好的金融发展战略，必须顺势而为，要有新的思维。
　　具体分析，中国金融战略的核心内容有四项：人民币汇率、资本账户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在这四项内容中，国内改革是其他三项的基础和条件。缺乏国内金融(包括经济)的进一步改革，一切金融开放活动都难以推进。因为要与全球化金融全面接轨，基本条件是国内金融充分的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国经济崛起的显著标志。只有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渐次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资本管制的放开，才存在不偏离中国经济利益的最后追求。但是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资本管制的基本放开为前提。而资本管制是汇率政策的一种配合，汇率政策既是推动国内经济结构改革和稳定发展的杠杆，又是国内经济、金融逐步改革的结果体现。是一个不断演变的适应过程，同样离不开其他三项内容因素的制约。因此，整个战略的实施，关键是要处理好上述核心内容在政策操作上力度搭配和先后次序。
　　由此可见，“有限的全球化”是指在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和国内改革方面，分别逐步推进、相互配合促进中的一种交错发展，是一个逐步逼近全面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动态过程。
　　“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可以说，“有限的全球化”是战略过渡期内的无奈选择，是为了趋利避害，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发展自己，打好金融强国的基础，为金融更大的开放作好充分的准备。
　　以虚避邪。在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多端，在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要尽可能避开，防范市场动荡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冲击，即参与金融全球化是有一定的“防火墙”隔离的、是有限的金融全球化。
　　以虚国本。通过有限的金融全球化，提高我国的金融体系效率，以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壮大实体经济的实力与竞争力。
　　固本扶虚。在壮大实体经济实力与竞争力的过程中，进一步给金融体系的发展创造出更多的需求，也可给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扶植、培育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以虚制虚。在通过参与金融全球化，壮大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大范围的金融开放，逐步形成“金融强国”实力，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改善国际经济、金融的新秩序。